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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2012-12-24 15:26:23阅读:4481次

 

 

 

 

中国大学精神的演变

在一所大学的演讲

 

丁东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谈谈大学精神的演变。

中国产生现代大学已经100多年了。清末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出现了第一批新式学堂,新政中废除科举,建立现代学制,中国兴办了更多的大学。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精神发生过怎样的变化?也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这一个世纪,可以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民国,到1949年为止,后一部分是共和国,从50年代到现在。

前一部分,又可分为两小段,北洋时期是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草创期,大学精神的形成期,大学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但起点很高。当时的基本格局是公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把中国大学带到高起点上第一个教育家,就是蔡元培。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不到三年,但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主张的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到现在还是我们的愿景。他对大学的定位是:“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今天也不过时。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不但网罗了陈独秀、胡适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也网罗了辜鸿铭这样的文化保守主义的高人。梁漱溟没有大学学历,只有中学学历,但他发表了一篇论文《究元决疑论》显示了学术水平,蔡校长就请北大教印度哲学。

蔡先生为什么能够站得高,成为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的人物?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他是清末进士,是深通传统文化的学者。第二,他是革命元勋,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第三,他是先当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第四,他留学德国法国。留学德国很重要。当时世界高等教育最先进的不是美国,而是德国。19世纪,德国不但产生洪堡这样伟大的教育家,同时也出现威廉三世这样的君主,他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帝政时代的德给大学充分的财政经费,保证教授有很好的生活待遇,但绝不干预大学的自我管理和学术自由。直到希特勒上台以前,德国的大学水平是最高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最多的。希特勒上台以后,迫害犹太人,犹太知识精英大批流亡,流亡到七十多个国家,美国的民间社会很发达,收留其中的四分之一,美国给他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天地,使他们有机会成为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把美国的大学推上了世界领先水平,从而保持国家的领先地位。所以,李工真说,德国模式是国兴科教,美国模式是科教兴国。

北洋时期是武夫当国,领导人像走马灯一样,你上我下,政局很不稳定,民生无保障。但主政者对教育、对思想文化基本上不控制,不干预。蔡元培怎么办学,不需要请示谁。

1926年北京发生的三一八惨案,本来是国共两党发动的政治抗议活动,但政府卫队打死了请愿的学生,段祺瑞还是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从此终生食素,表示忏悔。

1928年以后,进入国民党统治时代。蒋介石比北洋军阀强势,他主张以党治国,国民党政府主张党化教育。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大学的控制是有限的。要求大学开设党义课,讲三民主义,大学并不认真对待。当时大学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大学的校长、教授在政府面前,没有失去尊严,放弃独立。蒋介石派罗家伦当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留学归来,比较强势,要在学校实行军训,遭到抵制,只好走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是教育家,他对大学有一个著名的概括,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他尊重教授。清华大学他主政时间最长,成就最高。

西南联大时期,冯友兰曾代表西南联大校方致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一封信,很能说明当时大学和政府的关系:

敬悉部中对于大学应设课程及考核学生成绩方法均有详细规定、其各课程亦须呈部核示。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敏,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唯其如此,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即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大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今教育部之设施,将使权能不分,责任不明,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师严而后道尊,亦可谓道尊而后师严。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之一科员不若。在教授固已不能自展其才,在学生尤启轻视教授之念,于部中提倡导师制之意适为相反。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周智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此同人所未喻者五也。然全国公私立大学之程度不齐,教部训令或系专为比较落后之大学而发,欲为之树一标准,以便策其上进,别有苦心,亦可共谅,若果如此,可否由校呈请将本校作为第某号等训令之例外。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冯友兰的信写得比较委婉,但独立精神还是跃然纸上。

 

从1928年到1949年,虽然中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大学的教学环境经常受到冲击,甚至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教授的待遇也没有保障,像闻一多这样的名教授,为了养家糊口,还要刻图章挣钱。但这一时期大学的精神是独立的,向上的。一批大学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出现了一代真正的学术宗师,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科学,奠基人差不多都产生于民国时代。民国时代不但有高水平的国立大学,还有高水平的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南开校长张伯苓,燕京校长司徒雷登,都是当之无愧的教育家。民国时代的大学精神至今令人向往。

 

 

后一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六十多年,又可以分为三小段。

 

第一段是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前一半学苏联,后一半毛泽东自行实验。

 

建国初期,就开始院系调整。按照苏联模式,把所有的大学打乱重组。苏联模式的特点是专业教育,目的是迅速培养国家需要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而不是人的全面发展。原来那些综合大学被拆散,变成文理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财经学院等各种专门学院,专门学校。清华大学的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本来都是拔尖的,被并到其他院校,清华成了单一的工科大学。蒋南翔的指导思想是又红又专,也有人归纳为听话出活。最近,杨继绳在资中筠自选集发布会上说,我和资大姐是校友,但你上的是清华大学,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因为资中筠在院系调整时毕业了,而杨继绳1960年代才入学。读了五年清华,没听说过陈寅恪,清华传统都被割断了。

 

院系调整使民国时代留下的一些一流大学大伤元气。至今不能恢复。国立、私立、教会三足鼎立的格局,也变成公立学校的一统天下。

 

思想改造运动,从最有名望的高级知识分子,到一般的教师学生,都要从头学习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放弃原来的世界观、方法论。毛泽东不但要做秦始皇,而且要做孔夫子,集政治领袖和思想文化领袖于一身,实现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专政。中国的现代社会人文科学,不论文、史、哲、经、政,都用毛泽东的观点统帅一切。有些学科,如社会学,干脆取消。经过批判胡适、批判胡风,特别是反右运动,一批有独立见解的教师、学生被打入另册,成为贱民,更多的人不敢再有独立的思想。治学的天地越来越窄。御用文人成为学者的成功之道。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自成一家。他的学历是中等师范,到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受过气。他对以往大学传统有一种反抗情绪。他读书很多,但瞧不起书本知识。在战争年代,许多科班出身的军人,被他打败了。他说,读书越多越愚蠢。

 

中苏分裂以后,中国大学不再学苏联,成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实验田。文革中,实验进一步升级,毛泽东号召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大学在文革初期停课闹革命。71、71年恢复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当时的口号是上管改,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大学的领导层还有工宣队、军宣队。学工、学农、学军在课程中占很大比重。阶级斗争是大学的主课,参加政治运动压倒一切。

 

开始,招生时还想搞一点文化考试。张铁生事件把有限的文化考试也冲掉了。大学招生全靠推荐。最初还选拔了一些工农兵当中的先进模范人物,很快成为拉关系走后门的重灾区。

 

当然,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机制,没有金钱对学术研究的腐蚀。所以人们的思想比较单纯,不敢在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出了一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合成牛胰岛素,发现青蒿素,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当时,所有的大中专学毕业生都由国家包分配,毕业都是国家干部。学生也没有那么多后顾之忧,学习态度比较认真。老教授思想改造是真诚的,青年师生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也是真诚的。

 

有一些校长保持传统的风骨和操守,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马寅初,他是北大校长,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五十年代提出新人口论,受到主流的批判,周恩来劝他检讨过关。他说:“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止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其二是人大校长吴玉章,教师谢韬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他把谢韬保到自己家院子里住了一年。后来不得已,谢韬才被关进监狱。当时周恩来对吴玉章很尊重。吴玉章和党委书记胡锡奎合不来,周恩来原来相中南京大学校长郭影秋接替习仲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周就把郭影秋调到人大任党委书记接替胡锡奎。

 

毛泽东去世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实验难以为继。这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70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开始拨乱反正,到80年代,中国大学精神出现了一次中兴。

 

中兴始于恢复高考。当时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官复原职,8月初就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8月6日放了一炮,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键。目前这种招生办法,使大学生的质量得不到保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还是招生制度。现行招生制度有四大严重弊病:一,埋没人才。二,工农子弟很难上大学。贫下中农说:‘解放前上学靠钱,十七年上学靠分,十一年上学靠权。’三,败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越演越烈。据我所知,今年招生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现在,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文凭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现行招生制度必须大改,必须真正保证择优录取,打破现在的框框,不拘一格选人才。当前正是关键时刻。听说太原招生会,目前尚有可为,迫在眉睫。我呼吁,今年招生开始就要当机立断,下更大的决心,否则又是一二十万人的质量问题。新生质量无保证,77年教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句空话。今年至少要采取一些过渡措施,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报考招生制度,应当体现以下精神:一,招生名额不要下到基层单位,至多分配到省市一级掌握。二,要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统一考试,并要严防泄露试题。考试要从实际出发,重点考语文和数学,其次是物理,化学和外文可以暂时要求低一点。从语文和数学可以看出学生的文化程度和抽象思维能力。三,真正做到广大青年有机会报考和自愿选择专业。只要我们采取果断措施,大学新生质量就会大为改观,收到显著效果。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教育部长刘西尧说:“原来想今年文化程度要求达到高中毕业,名额分配到县。自由报考问题,我赞成南翔同志的意见,但马上要做,还要具体化。”邓小平说:“领导批准应改为全国统一的招生,委员会定,该委员会由教师组成。”科学院李昌说:“招生问题,只要下大决心,今年是来得及的。”沈克琦说:“完全同意查全性同志的意见,如今年不解决,81年学生的质量无法保证。”邓小平说:“改嘛!既然今年还有时间改,就坚决改嘛!把太原招生会议的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这涉及到几百万人的问题,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拿上来,又要不致引起波动。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方法应当找出来,要求质量。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允许报三个志愿,到校后再分专业。今年开始就改,不要等了。招生十六字方针可以改一改嘛!”温元凯说:“十六字可否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邓小平说:“你的十六字比较好,但你的第二句话有点问题,比如他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脾气怪些,领导不同意怎么办?我取你的四分之三,第二句不要。今年要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生要基本符合提高的要求。”

1977年恢复高考,有570万人报考,只录取了27万,29人取1。中央音乐学院教师李春光、杨峻、储望华、崔静媛、潘一飞、左因看到考生中有大批才俊,但招生名额太少,联名上书邓小平。邓小平在12月11日批示:“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使中央音乐学院成倍扩大招生。

 

1978年又有610万人报考,原计划招生29.3万人,实际招收40.2万人。扩招的动力不是来自教育部,而是来自社会和地方。特别是当时担任天津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林乎加,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林乎加是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就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

北京市1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关键是主张扩招的地方政府不但没有逐利动机,还要压缩行政开支。学生当时上学不收费,80%学生还能享受助学金。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否定了文革,中国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回到十七年,回到文革以前,一种是和世界接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回到民国。教育部想回十七年,但也有一些有追求的教育家,想和国际接轨,最突出的是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代表的一些教育家的探索。那个时候校长的自主权比较大,比如刘道玉在武汉大学实行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学术假制、自由转学制、取消政治辅导员,没有请示任何领导部门,只有插班生制经过国家计委批准。现在不行,南方科技大学想尝试走新路,第一届直接从高中二年级招生,差点在招生环节就被卡死。现在教育行政部门是自己不作为,但绝不让别人作为。

 

八十年代的有理想有追求的教育家出任大学校长的还有一些,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还有一批具有民国时代遗风的老教授,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佳话。比如南京大学陈白尘,李龙云考上他的研究生,单位不同意,不让他带工资,陈白尘说,你的工资我来发。用自己的工资给李龙云发生活费。兰州大学赵俪生招研究生。秦晖成绩很好,体检不合格,视力不行。赵俪生说,不让招秦晖,我就不招生了。秦晖眼睛不好,陈寅恪眼睛也不好,谁敢说他将来不是陈寅恪?

 

当时的学生,追求真理,崇尚创新,关注现实,勇于批判,学校的社团特别活跃。学生关心国家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一批学生还没有毕业,就发表了一流的学术成果和艺术作品。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学术努力向世界前沿接轨。老的学科出现了新的观点,被取消的学科迅速恢复,涌现了新的学派。应当说,这是一个中国大学精神中兴的时代。大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前沿。

 

第三个阶段是90年代到现在,中国大学精神再度进入误区。有人说是大学失魂,有人说是中国大学之殇,总而言之,是出了问题。

 

表现之一,是以官治学,行政扩张,权力本位。在大学面前,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越来越强势。从人事任免权、经费分配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经费的分配权,学术荣誉和奖励支配权,学术职称的评审权,无不由行政部门牢牢掌握。校长的任命越来越不透明,不征求民意,教授没有发言权,完全是上级幕后勾兑。有人曾经认为,现在中国办不出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我认为这个看法有问题。经费也是双刃剑。二十年前,社科院一些人曾经担心被解散。一般人也是哭穷。高层说,让大家放心,会以项目的形式给钱。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官方这条思路的作用。现在过去将近二十年了,这条思路的作用清楚了。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既保持了强力控制,同时形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新特点。毛泽东时代是以杀威棒驯服知识分子,现在在不放弃杀威棒的前提下,以胡罗卜为主。不是由权力直接扼杀学术,而是权力通过金钱的中介来驯化学术。是通过掌控学术经费、学术职务、学术头衔、学术荣誉、学术传播渠道等方式,来掌控和笼络学术界。最终目的还是让学术服从于、依附于政治权力。中国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大强势集团联手分赃的局面。政府支配的钱袋子越来越鼓。大批知识人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逐步放弃独立性,已经形成学界主流宠物化,独立学者边缘化的格局。现在财政经费多了,钱就变成了项目,变成了支配教师围着行政力量团团转的“抓手”。现在“抓手”越来越多,什么211工程,985工程,什么国家级科研项目,一级学科、文科基地,什么长江学者,名堂越来越多,来头越来越大。这些“抓手”攥在官方手里,教师学生就必须跟着他的指挥棒转,弄得大学的普通教师越来越郁闷,失去了教学和科研的乐趣。在这种体制下,教育行政部门手里掌握的钱越多,学风越坏。大楼越盖越豪华,但大师的背影离大学越来越远。图书馆越建越现代,但藏书里文化精品的比例越来越小,文化垃圾越来越多。

 

这些项目经费,本来都是纳税人的钱。如果这些钱到了NGO手里,可能是雪中送炭,做很多好事善事。但是,这些钱现在掌握在官僚机构手里,他们不受纳税人的监督,这块蛋糕想怎么切就怎么切,想切给谁就切给谁。在这种体制下,蛋糕越大,后果越坏。

 

行政力量控制学术的办法之一叫量化管理。不论是民国时代,还是八十年代,学术评价基本上是同行评价。水平高低,同行心里有杆称。评价过程不烦琐,结果大体公正。一些高水平的学者和成果,可以破格提拔,脱颖而出。现在是数字化管理,把著作和论文按出版单位分为不同级别打分。高水平有创见的成果未必得高分,大量生产平庸的东西照样拿高分。更荒谬的是,谁能拿到政府的社科基金项目,谁得高分。郑也夫说,农民种地还要看收成。

 

表现之二是盲目扩张,学历贬值。新千年扩招的动力是拉动内需。引入收费机制,学费先是每年收几百元,迅速上升到几千元。现在有的二级学院收费超万元。办学只想从家长腰包里掏钱。穷人孩子考上大学,不是脱贫,而是返贫。特别是研究生扩招,现在每年硕士生招四十几万,博士生招六万多。但是中国的人才并没有增加,学生的创新能力甚至下降。这实际上是做了一个局,把中国的学生和家长都装进去了,让他们的大量时间和和金钱白白地搭进去了。社会公认的看法是,现在的博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硕士:现在的硕士,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本科生:现在的本科生,整体水平不如八十年代的专科生。本科生普遍对学术不感兴趣,硕士生对本学科的学术动向不了解,博士生跟学术前沿不沾边。博士的学术水准和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研究生,不论博士还是硕士,只对文凭感兴趣,只对文凭背后的利益感兴趣,根本没有学术创新的冲动。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研究生和一些本科生,毕业时已经达到学术领先地位,已经是创新人才。现在的制度安排,拉长了学生受教育的年限。过去,本科毕业,22岁左右,就可以进入专业工作岗位。现在,大批年轻人混到硕士,25岁才能工作;混到博士,将近30岁了,也未必能进入专业岗位。这就把青年人自立谋生的时间推迟了,不少青年人成了啃老族。考不上研究生很郁闷,考上研究生也很郁闷。郁闷又不能不读研究生,因为要是不混到硕士学位,很多用人机构不要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用人的学历门槛越抬越高。迈不过这个门槛,就得不到体面的职业。研究生制度完全被透支了,搞滥了。这场学历膨胀游戏的结果是:富了教育界,坑了老百姓。

 

大学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学历扩张的冲动,一句话,就是利益驱动。教育部把学位授予权当作教育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学科评议组、大学、教授和考生之间形成一个设租寻租的利益链条。博士硕士的数量以几何级数增长,学术水平以同样的速度急遽下滑。在这个过程当中,官员和老板两个阶层在职攻读高学位,起了特别恶劣的作用。一些党政要员,公务繁忙,但做官求学两不误。中国的大学不独立,不论人权财权都受政府掌控,本来就要在省长、市长、部长、局长的权力下讨生活。高官稍微动用权力,就可以让大学得到实惠。有些高官虽然不是大学的顶头上司,也是他们的巴结对象。他们相信,只要接近权力,现在用不上,将来可能用得上。以至有教授私下宣称,我招研究生,达不到局级不考虑。九十年代,博士学位在中国很吃香,高官读博士便成为时髦。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喜欢博士帽,为什么不离职读书?其实,对他们更重要的是官帽。如果不当官,大学也不会巴结他们了。高官读博士,自然不同于年轻学子读博士,对年青学子的考试要求、课程要求,对高官都成为可有可无可松可紧的条件。有的外省高官,攻读北京某大学的博士,甚至可以不来学校上课,而是提供机票让教授到外省面授。一部分高官的毕业论文,也是秘书代笔,或枪手代笔。

 

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学风败坏,弄虚作假。教授没有学术冲动,只有利益趋动。学生没有学术兴趣,只有文凭兴趣。学术论文垃圾化。绝大部分学报、学刊,成为学术垃圾场。绝大多数论文,不再是表达新思想、新观点、新发现的载体,而是学位、职称的敲门砖。办刊方以出卖版面谋求经济利益。投稿方出钱买版面,是为了换取学位、职称,再获得经济利益。就是那些符合学术论著外在规范的研究成果,也出现了普遍平庸化的趋势。不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创新直面真问题,而是绕开真问题无病呻吟,做故弄玄虚的概念游戏。

一些校长、院长、名牌教授,陷入抄袭剽窃的丑闻。韩国黄禹锡事件表明,韩国对自己的学术明星没有包庇,学术环境保持着底线。而我们一些部门公然包庇一些明显抄袭剽窃有一官半职的人。反而压制揭露者,批评者,处分揭露真相的报纸编辑记者。把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都给颠倒了,解构了。这种学术环境,对青年一代的腐蚀极其严重。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越来越对学术失去了内心的向往,对科学的殿堂、真理的殿堂不存敬畏。求学、做论文,都是一种当下的利益交易。互联网为抄袭和复制提供了方便。研究生教育一个茶壶不是配四个茶碗,而是配几十个茶碗,就是认真的导师也感到力不从心。况且大量的导师本来就不具备应有的学术指导水平和学术责任感。在学术标准普遍弃守的趋势下,个别教授坚持博士、硕士毕论文应有的学术原创性,在评审时对过于低劣的论文说不,反而视为堂吉诃德式的可笑斗士。以后再没有人请他指导或评审。学术腐败的源头不在学界,只是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的派生物。搞腐败都是一些官产学通吃的人物。大学本来可以充当社会的净化器。民国时期,官场腐败,教师医生还是清流,现在已经汇入滚滚浊流。我本来寄希望教育领域比照经济领域的改革,放权松绑,政府把办学的权力还给大学,把教学的权利还给教师,还给学生,让高等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经济领域,民营经济已经超过了半边天,活力最强不是国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但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公立大学处于绝对强势,民办大学处于绝对弱势。行政部门强行规定,民办大学只能做高等职业教育,不能办研究型大学。大家知道,在美国大学,排在前十名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办研究型大学比公立大学水平还高。中国即使不能学美国,让私立大学领先于公立大学,能不能给民办大学和公办大学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中国的高等教育,经过这一轮扩招,已经快到一个槛了。过去中国高等教育是高度供不应求,现在已经趋近供求平衡,等到高等教育供过于求的时候,民办大学可能就没有发展机会了。吉利可以办成一个很好的民营汽车公司,但在中国很难办出一流大学。当然,这也意味着,中国大学泡沫破灭的时间不远了,因为中国持续三十年的一胎化政策,生源迅速减少,近几年考生人数连年递减。大学供需关系一旦过了拐点,就要发生危机。

以上是我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学精神演变的粗略描述。我对现实的判断可能比较悲观。但是我要说,不管现实存在怎样的问题,命运的选择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大学生如果取法乎上,追求真理,追慕先贤,前途仍然是光明的。

 

—— 原载: 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