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银行支行长任伟亮受贿案无罪辩护词 - 欧美色图

郑州银行支行长任伟亮受贿案无罪辩护词

2015-08-07 00:21:57阅读:31518次

 

 

 右为郑州银行百花路支行行长任伟亮

 

 

今天在河南

为郑州一银行行长作无罪辩护

新乡中级法院按观摩庭开庭

判后将全程录播二审开庭实况

 

 

     [欧美色图8月7日河南封丘讯]河南郑州银行百花路支行行长任伟亮被控受贿发回重审上诉案,今天一天新乡中级法院在封丘县法院大法庭公开审理。

    我受聘在二审介入本案。同德恒所张宝律师一起,为任伟亮作了无罪辩护。中级法院组织了全程录像,并当庭宣布,将在作出终审判决后,开放新乡中级法院网站上的全程录像,向社会直播庭辩实况。

    该案被告人已经关押二两七个月。原封丘法院判决上诉后,新乡中院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为由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但是,封丘法院仍然按原判决判处被告人受贿成立,处刑11年。

    今天的庭审,我们用大量事实证据,说明这是一个错案,要求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下面是我的辩护词。法院网已经公布一审的判决书。本网将转发,供大家比较分析。

 

 

 

 

任伟亮受贿案上诉审

 

辩护词

 

河南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庭

2015年8月7日公开于封丘县人民法院大法庭

 

京衡律师事务所

欧美色图律师

 

尊敬的合议庭法官:

京衡律师事务所接受任伟亮的委托,指派本律师担任其二审辩护人。今天和北京德恒(郑州)律师事务所张宝律师一起,出庭辩护。我完全同意张律师向法庭陈述的意见。现就相关主要争议点,再发表我的辩护意见,供法庭审查、采纳。

 

一、关于本案一审判决问题和上诉要点

 

    本案原一审封丘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9日作出一审判决,任伟亮提起上诉至新乡中级法院,2014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2014年11月14日中院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封丘县法院重新审判;2015年3月18日封丘法院重审开庭审理本案;2015年5月4日封丘县法院以(2014年)封刑初字第322号判决,仍以受贿罪判处任伟亮有期徒刑11年,追缴466503.85元。

一审的判决理由要点(判决书15页)是:

1)任伟亮向郑州电大康建林索取了担保费9万元,用9个人的证言认定这一事实发生经过。营业部黄小栋使用转账支票取出的钱交给了任伟亮。

2)为王化永介绍中标中原工学院、海森房产公司的门窗工程,占有了郑州邙山世纪门窗厂的一辆奥迪轿车和31150元宝马上牌费用,受贿37万多元。以任伟亮“没有实际投资、参与管理、经营”为理由,认定不是股东分红而是受贿。

而上诉人的上诉理由:

1、郑州电大的担保费,只有10万现金,任伟亮在银行一楼大厅从康建林处拿到10万元后,回到二楼办公室,直接将全款10万元当即交给了另一方河南建筑公司王秀阳。

所谓另外的19万元转账支票,他根本不知情也没有经手过。所谓收受其中的9万元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根本没有发生过。

2、郑州邙山世纪门窗厂任伟亮有实际股本金现金投入、实物投入、业务渠道和贷款融资的投入,是实际股东。他也参加了公司的重大决策、业务引进、各方关系处理。汽车是自己先实物旧车有投入,公司后来为股东配车使用,根本不是个人受贿。同时自己是股东,有合法股权分红。不是受贿。

3、两节事实,都同自己的银行业务无关,也不是利用银行的职权,没有银行属性的权力帮助,一个是中介行为,另一个是自己参股公司的分红行为,不存在权钱交易的受贿。

 

二、关于9万元受贿担保费情节基本事实不存在问题

 

关于这一情节,我们的辩护意见是,事实上,任伟亮只是经手了10万担保费的现金的转交,根本没有参与19万转账支票的事。没有从中拿走9万也是不存在的。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任伟亮在为郑州电大办理还旧贷款再续贷款中,一方面支付担保企业河南建筑公司10万元担保费,另一方面要求郑州电大以支票方式收取19万元,并安排人员转款提现,扣除给付河南建筑公司10万元,任伟亮将剩余9万元占有。”

这里法院的错误是:1)在时间顺序上搞倒了,把先拿后付,变为先垫后拿;任伟亮作为行长为贷款单位先垫付担保费违背常理;2)把前面的先拿10万现金的情节故意掩盖了。将两起情节混在了一起。

事实真相是:

2006年6月29日,郑州电大1000万贷款到期要还款转贷,找不到担保人。任伟亮帮助找到了担保人河南建筑公司担保,费用10万。电大康建林拿来10万现金,任伟亮从一楼收下到二楼自己办公室,当场转交给担保方郑州建筑公司的王秀阳。然后建筑公司签署了担保手续,银行为电大办了转贷手续(一审判决书书证证据(4)(5)。再没有发生任何其他事。19万的转账支票,通过这次二审法院调取了新的证据,完全能够证明是另外的走向路径,任伟亮根本不知情也没有经手。

先有2006年6月29日的10万支付,任伟亮没有经手19万支票的事实,有如下证据

(一)关于公诉机关书证证据的分析

1、2006年6月郑州电大在郑州银行的贷款1000万元的相关手续:

此证据证明,郑州电大实际取得的贷款日期为2006年6月29日。

2、河南建筑工程公司的担保手续:此证据与王秀阳的证据、吕福明、宋磊的证言共同说明:2006年6月29日之前,10万元担保费已经支付。证明是支付现金在先。不是事后用支票去还的。

3、郑州电大账簿、转账支票存根、康建林关于19万元担保费的情况说明:这些证据证明:

(1)郑州电大账簿说明,该19万元的支出用途为“学生公寓门窗款”,根本就不是支付担保费。

(2)转账支票存根说明,开出的日期为2006年7月5日,显示的用途亦为“学生公寓门窗款”。同时也可以推断出,假设康建林将该转账支票交给了任伟亮,交给的时间也只能是2006年7月5日之后。而贷款手续是6月29日就办好的,担保费当天已经付的。任伟亮根本没有代垫一个星期的事实,也没有这个理由。因为任身边不可能有这样一笔随时能够拿出的现金。各方也没有任何“垫付了一星期”的事实印象。没有口供和证言。

另外,康建林的笔录说:“将转帐支票放到任伟亮的办公桌上后,要求任伟亮尽快将贷款办理下来。”可以证明是伪证。其时贷款在6月29日早已经办下来了。另一方面,证明是要先付担保费,担保人才会签字,贷款才能够办下来。说明任伟亮说的,电大给了现金10担保费是真实的。

(3)康建林关于19万元担保费所做的《情况说明》:此《情况说明》出具的日期是2006年7月5日,而内容则显示“款项支付后,担保单位未出具收款凭证”。据此可以说明,康建林已经明知该19万转账支票开出前,10万担保费已经支付过了。再次说明康建林的笔录内容虚假,也印证了任伟亮的笔录内容:“康建林送过来10万元。”

(4)任伟亮垫付10万一周的事实没有发生过,还有封丘县检察院在原一审期间补充的证明予以印证。查询任伟亮及其家人在金融机构银行账户和交易信息,没有发现2006年6月27日,任支取过10万元的交易情况。

4、关于19万的转账支票、30万元的现金支票等票据,仅能说明部分转取事实,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任有参与和知情。

5、本次法庭调取到的新证据,进一步显示了30万支票都交付任伟亮的虚假性。三友园林公司账号交易信息,显示了2006年7月7日存入了三笔,两笔为现金,40万,11万。转账19万。共有余额70万。7月10日支出两笔,均为转账,40万,30万。而依据法院调取的证据来看,该11万元现金的所有人是袁刚毅,也即是袁志刚。那么,为什么袁刚毅要存入该11万元,为何又要与郑州电大的19万元一并转入世贸商行,再有一并30万提取出来了?袁刚毅、黄小栋、任伟亮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事由发生,为什么如此转取?完全是同任无关的袁刚毅、黄小栋之间的其他用途,怎么会交给任伟亮?这些疑问,公诉机关没有合理解释。如果像伪证所说,30万支票都给了任伟亮,那么把无关人袁刚毅(袁志刚)的这11万也交付了,他能够答应吗?一审法院认定中又莫名去掉这11万,依据什么?

6、任伟亮从不认识袁志刚。袁志刚的辨认笔录,真实性待定,即便真实,也只证明他能够认出任伟亮,而不能证明任伟亮认识他。任伟亮坚称自己从来不认识袁志刚。

7、郑州电大党委会会议记录,直接表明郑州电大根本就不存在被索贿的情形,完全是自愿支出担保费,而且只有担保费。因为此前2005年已经因为该笔贷款1000万,支出过30万担保费。本次再贷款,还是支出相同的担保费。同时,也说明郑州电大支出担保费的给付对象并不是任伟亮,而是担保人河南建筑公司。

(二)关于公诉机关证人证言的分析

1、康建林的证言:明显虚假。理由是:

(1)康建林的笔录内容为:“将转帐支票放到任伟亮的办公桌上后,要求任伟亮尽快将贷款办理下来。”在其解释为什么没有要收据时表明:“任伟亮说等贷款办理完毕后再给。”即,表明在给付支票(7月5日)的当时,贷款还没有办理下来。而事实情况则是:在6月29日,该笔贷款就已经办理完毕,且郑州电大已经收到了该笔贷款。(见卷七31页贷款借据)。而先给担保费才能放贷款是真实的。说明6月29日放贷前已经给过了担保费,是10万。

(2)康建林于2006年7月5日出具《情况说明》显示,在此之前担保费已经支付过了。

(3)郑州电大的财务帐簿为记账凭证,显示该19万元支出的用途是“学生公寓门窗款”,并不是担保费。

2、黄小栋的证言内容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理由是:

(1)黄小栋系孤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在何时何地将30万元取现后如何送给了任伟亮。

(2)重要事实不清,比如,从人民法院调取的证据可以看出,其中的11万元系由袁刚毅取出,经办人是黄小栋。如果真如黄小栋所言,袁刚毅为何要委托黄小栋完成整个转账、取现过程并交给任伟亮?

(3)利害关系。由于这19万钱的下落不明,直接嫌疑人恰是黄小栋。他为了掩盖真相,将责任加到任伟亮头上解脱自己。

3、赵萍的证言,可信度极低,关于19万转账支票的存根为何涂改所做的解释,显然系按照公诉机关的设计而完成的,理由是:

郑州电大的财务帐簿清清楚楚的表明,该19万元支出的用途是“学生公寓门窗款”。辩护人认为,该财务帐簿是记账凭证,最能真实的反映支出明目。因为,会计基本准则是,准确、及时、书写清楚、不记假帐,必须如实反映支出原因。如果按照赵萍的解释,在其支出该19万元时,还不知道用途是担保费,那么为什么又要记载为“学生公寓门窗款”呢?难道该用途是其临时虚构的吗?还有,赵萍已经把康建林于7月5日所出具的《情况说明》作为入账凭证了,说明其已经知道是担保费了,那么为何不再调账呢?因为,支出的明目是门窗款,相应的入账凭证也必须是门窗款。如果入账凭证显示的是担保费,记账凭证也必须显示为担保费。记账凭证与入账凭证所显示的支出用途明必须是一致的,否则无法完成入账。作伪证非常清楚。

4、袁志刚(袁刚毅的曾用名)的证言缺乏可信性,且隐瞒重要事实:

公章不可能被任伟亮占有保管。依据河南三友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的账户信息可以看出,该公司在2006年6月、7月频繁使用自己的印章进出资金。特别是2006年7月7日当天,该公司账户还进了一笔40万的资金后于7月10日又转出,说明7月7日和7月10日这两天,完全是公司自己在使用印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到任伟亮这里来盖过章。故其向公诉机关表明印章由任伟亮保管使用的证言明显是假证伪证。在任伟亮不认可的情况下,也属于孤证。明显隐瞒了他们私分嫁祸于任伟亮的事实。

综合以上证据,可以得出:

任伟亮根本没有经过和拿到过19万元的支票,从而不可能多截留其中的9万元。

(一)从涉案19万的起因来看,保证担保是郑州电大主动请求而不是任伟亮索取。这笔钱也不是郑州电大的。因为这是电大决议同意支付给河南建筑公司的担保费。如果截留,也是截留了建筑公司的应得担保费,而不是电大的。说向电大索贿完全是主观臆断强加于人。

(二)从郑州电大由康建林财务处长对外开具没有填写收款单位的19万元的转账支票的客观事实来看,康建林与19万元资金之间有重大嫌疑,不能排除勾结银行营业部黄小栋套取现金后私分的合理怀疑。然后嫁祸于任。

1、本案的案发是河南省检察院对康建林所在的郑州电大有重大贪污进行侦查,康建林作为电大的财务处长,有贪污嫌疑被刑事立案。康建林在向检察机关解释这笔是贷款担保费,转嫁责任去向。

2、康建林在关键事实上作伪证,用一张自己写的《情况说明》和《担保合同》入账冲销19万元担保费,没有其他票据。这完全违背基本会计制度。转账支票对应2006年7月5日(票号00636222)金额19万的支票存根,书证不是用于“支付贷款担保费”,而是“支付购公寓门窗款”,有明显的涂改痕迹。任伟亮不可能接触到郑州电大的财务存根凭证,只有康建林能接触到该书证。

3、康建林与在案关键证人黄小栋有私下关系和交情,康建林和黄小栋两家是世交,两个人的父亲是同事关系,不能排除两人结伙作案,套取郑州电大现金私吞,在案发后嫁祸给任伟亮的可能。

(三)一审认定任伟亮索贿情节,却无行贿人,从法理上不符合受贿罪双向对偶性特征。

行贿与受贿是我国刑法中规定两个互为条件的对偶性犯罪。本案中,郑州电大集体决议,同意支付担保费,没有任何一方要行贿的意思表示,更没有讨论过被索贿的事实。索贿情节完全是检察机关在受贿罪定不了,诈骗罪定不了,凭空杜撰出来,规避没有行贿人的缺陷而为。

另外,从钱的主体上看,这19万是应当支付给河南建筑公司的担保费,电大是合法有真实项目的支出。因此此款的合法所有人是河南建筑公司。而河南建筑公司是为他人提供担保的,别人有求与他,更没有必要行贿,更不可能被索贿。因为他本来就不想担保,被索贿更不干了。这种关系不可能造成索贿,因为建筑公司是被求的一方,拥有主动权。怎么可能在为他人担保,反而被他人索贿?

因此,这9万元一审认定的受贿,事实虚假不存在。无罪的证据非常充分。应当排除。

 

三、关于股权收益用车能否认定受贿37余万问题

 

(一)任伟亮对世纪门窗厂的投资入股真实、权益明确

一审认定任伟亮的以合作投资的名义获得35%股份利润,实现对奥迪A6车的占有,和其妻子宝马车上牌费用,共30余万,为受贿金额。

法院认为的情节是:王化永(郑州邙山世纪门窗厂、河南永大幕墙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通过任伟亮的介绍,与中原工学院、海森房地产公司等企业将本单位的门窗安装业务交给王化永门窗厂,并在工程招投标及工程款结算方面予以优先关照,为了感谢任伟亮的关照,在按年终以年利润的35%分红,至2011年利润应分配给任伟亮妹夫杜晓宁名下210万元。其中王化永购置奥迪A6实际费用420353.85元,为任伟亮妻子宝马车挂牌税费垫付31150元,扣减任伟亮旧桑塔纳折抵75000元)以实际获利数额认定为受贿数额376503.85元,均从王化永河南永大幕墙工程有限公司杜晓宁名下的210万中记载。

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这一事实完全不属于受贿,而是客观真实的股权分红应得财产。任伟亮投入股本金真实,实物投入真实,业务引进真实,融资贡献真实,法院无权剥夺和无视这种私营企业之间合法的利润分享行为。

关于任伟亮有没有实际出资,我们先看公诉机关的证据,进行分析:

1、2007年4月20日《利润分配协议》,不能说明已经以此真正分配了利润(因为没有实际分配到户)。但真实记录了郑州邙山世纪门窗厂各股东的出资真实情况。该协议证明,在公司创办时,全体股东注册资金都不是现金,而是以实物和业务、贷款借款方式开始经营。任伟亮是以业务和融资入股,同时将自己的一辆桑塔纳轿车过户到公司,办公家具投入到公司。到2008年7月和8日,收到任伟亮20万元后,说明该协议在实际履行过程中已经变更为现金出资。

2、王化永的证言:无法否定其本人亲自书写的收条的真实性。

3、蒋西昌、徐其永、杨济浩等人的证言。

(1)关于任伟亮没有参与经营管理的证言内容不足以说明任伟亮没有出资。因为,20万元是王化永收到的,是否入账是王化永的个人问题,且股东不参与经营很正常。

(2)仅能说明传递了纸条,但不能说明存在串供内容上的事实。

再看上诉人任伟亮和辩护人提供的证据。

1、2008年8月8日20万元现金的《收条》,王化永亲自出具给杜晓宁,杜晓宁明确是为任伟亮出资,是股权代持人

2、杜晓宁的《施工日志》,证明2007年8月8日,杜晓宁确实替任伟亮去取款10万给王化永入股,连同7月份已经交的给,王化永一并出具了20万的收据,公司收到了任伟亮的投资款。

3、任伟燕的银行卡交易记录和取款凭证证明,2007年7月有取款10万元的记录。特别是2007年8月8日也有取款10万元的记录。

4、2006年 9月20日的存款凭证显示,是任伟亮以任伟亮的名义向该账户存入85000元。该凭证有任伟亮签字。

5、原二审庭审笔录显示任伟燕证明,该账户是任伟亮的炒股专用,卡内资金是否支取,听从任伟亮安排。

6、原二审庭审笔录显示杜晓宁、任伟燕证明,8月8日取10万元后由杜晓宁交给了王化永。

7、王化永的笔录显示,他的签字习惯是:签写当天的日期。

8、利润汇总、分配明细显示,截至2011年任伟亮应分配210万元利润。

9、世纪门窗的财务帐册显示,任伟亮说有的桑塔纳轿车由王化永以75000元 的价格变卖后计入门窗厂的收入。说明,任伟亮实物出资.

以上相互印证,共同证据证明:

1、任伟亮实际出资至少为275000元。

2、任伟亮有着有效、合法的获取依据。

3、任伟亮的出资方式:

(1)车辆实物75000元;

(2)办公家具;

(3)融资;

(4)业务引入创利;

(5)现金后续20万。

需要说明的是,世纪门窗厂当时只是一家个体工商户股东入股都是这种方式,其他股东一开始也没有现金投入。是先简单的租房贷款开始经营。不是严格规范的依据公司法注册成立的公司。任伟亮享有完全相同的合伙经营股东地位。只是由杜晓宁出面代持。这一点检察法院一直查明无误。

基于以上,公诉机关仅凭王化永的单方面证言否定收条的真实,并以此认定任伟亮干股受贿的指控,严重的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第一、任伟亮和王化永2003年创业之初就有真实的投资关系

早在十几年前的2003年,王化永实际上就是和任伟亮一起创办门窗厂,任伟亮在银行工作碍于身份和影响,由王化永出面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任伟亮就实物投资有空调、办公桌等,第一笔业务也是任伟亮拉来的客户,才一步步做大。

第二、原辩护人提供了任伟亮确有实际投资的书证,世纪门窗厂王化永2007年8月8日,出具收条收到任伟亮妹夫杜晓宁(代持)投资款20万。注明:2007年7月一次10万,同年8月份一次10万,其效力高于言辞证据,应当可以认定任伟亮有实际出资。

一审庭审中,辩护律师提供的任伟亮妹夫杜晓宁的情况说明,原始的工作日志以及交通银行的交易明细和取款凭证,进一步证实任伟亮在世纪门窗厂两次投资共20万元客观、真实。

第三、2007年任伟亮将自有车辆桑塔纳交给世纪门窗厂使用,也应当认定为实物投资。对于这一点,一审《判决书》以75000元折价扣减了数额,辩护人认为,这不是数额扣减的问题,而是应当认定为真实一开始就投资入股的问题。真实反映认为对王化永公司有巨大的投资关系存在。

第四、股东会议《利润分配》印证任伟亮有真实投资,而不是以投资的名义分红。

第五、投资条上2007年8月8日与《分配利润》是2007年4月20日签订时间上的先后没有矛盾。一审法院认为2007年7月8月份才有投资收条,4月份就分配利润,“还没有投资就分红”的理解是错误。如前所述,实际投资可以追溯到2003年,利润分配协议只是股东之间的合同行为,至于合同什么时候签,合同签订之前投资款还是之后交,这些都不影响真实投资关系的认定。关键在于王化永隐匿了公司是真实账册,有些事实无法查清,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本着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来认定,不能在时间顺序上吹毛求疵。

因此,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任伟亮以投资的名义获得干股的利润,更多客观证据反而证明任伟亮确有实际投资。

(二)任伟亮参与了门窗厂的经营活动,而且贡献很大

他不但参与了公司的管理和重大事项的研究决定,实际参与了管理、经营,而且直接为门窗厂介绍和接入了很多业务,一开始的业务渠道是靠他的贡献。而不是没有参与经营管理。本案中已经涉及的其中一单业务即可以证明。2004年任伟亮引入中原工学院的一笔业务给王化永干。当年的一笔总工程款总计69.1万元。这同十多年后的“门窗厂受贿”、“担保费受贿”,都没有任何关联性,相反恰恰证明了门窗厂经营中,任伟亮有实际的贡献。

根据最高法院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没有实际出资和参与管理、经营的,以受贿论处”;最高法刑事审判第一、二、三、四、五庭编写的《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5》(2009年第一版P254)更进一步明确指出:“具有实际投资情形的成分,即便国家工作人员未实际参与管理、经营活动,也将被排除受贿罪的认定。以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是否构成受贿的认定,关键在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有实际投资。”

只是由于他还有正式的银行工作,不能过多大张旗鼓地参加的厂里的事务,叫杜晓宁代为持股和参加一些活动。王化永和其掌控的公司私下记的小账和分配利润,任伟亮从来不去管,没有得到任伟亮的确认,也没有以任何形式交付给任伟亮控制,任伟亮甚至不知道具体数字,因此不能认定为是任伟亮的资产和分红。司法机关不能以单方记账作为证据来认定股东分红为受贿。

(三)门窗厂同任伟亮之间是股东关系,不存在受贿权钱交易关系

 一审法院牵强附会地将股东的共同经营贡献,理解为受贿的权力帮助要素,是完全不符合真相的。

2004年任伟亮引入中原工学院的一笔业务给门窗厂,完全是共同的经营行为。总工程款总计69.1万元。利润不到20万,怎么可能会白送35%的股权?

海森房地产公司与王化永发生业务的时间是2010年,一审法院认为是任伟亮借助自己行长的权利帮助王化永牟取利益。事实上,海森房地产公司与任伟亮所在的百花路支行只有一笔委托贷款业务,银行反而是受益人,拉进委贷业务可以获利。海森房产公司掌握主动,是对任伟亮所在银行业绩的提升有帮助。这与王化永海森房产的业务何来利用职务便利权利帮助?

一审判决甚至认为王化永在业务单位的中标,以及工程款结算中为王化永提供权利帮助。这真是要想治罪何患无辞?这些权力同银行毫无关系,银行根本控制不了招投标问题,从不参与决定。这完全是个人的无权力中介行为,不是权力控制行为,不属于受贿要件。那是与王化永发生门窗业务的单位的经营工作,能否中标,工程款的结算与郑州银行没有任何关系,与任伟亮行长的权力八竿子打不着。

综上,任伟亮基于自己与王化永的实际投资,在工作之余介绍一些业务给王化永,双方在案发前交情深厚,任伟亮对王化永的门窗厂不仅有实物(汽车)等投入,资金的注入,还有多批次、大额度的融资,但这些与银行行长的职务权力没有关系,一审认定的中原工学院和海森房地产公司与任伟亮之间也没有权利帮助,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任伟亮为王化永牟取不正当的利益。

(四)任伟亮妻子宝马车上牌费用的性质

一审认定王化永帮助任伟亮妻子王春丽,到车管部门为新宝马车上牌照,垫付了一些税费,是股东之间的代垫行为,不能认定为是任伟亮受贿。

2011年7月,任伟亮因为在外地工作,其妻购置一辆宝马车,考虑到王化永在车管部门有熟人,委托王化永出面办理,该车挂牌税费是由王化永垫付了31150元。

第一,这是股东之间的互相经济来往,非常正常。王任两家关系密切,互有投资,王化永还经常向任伟亮夫妻借款,朋友之间垫付两三万的费用也是正常的事情。

第二,这一情节,在案证据有证据证明任伟亮事先不知道,事后也没有人告知他,不能认定属于王化永对任伟亮的行贿。这在刑法上无法认定为主观故意的犯罪。

(五)关于借用单位奥迪车的问题

任伟亮使用向王化永公司的奥迪车,不能定性为任伟亮受贿。理由如下:

第一,该车没有过户,物权关系明确属于河南永大幕墙公司。机动车都是实名登记,是确权的法定依据。民事审判中毫无争议。王化永交给任伟亮使用的奥迪A6轿车的车主登记在河南永大幕墙公司名下,任伟亮只是临时派外地工作用,不是占有。

第二,私营企业股东使用本公司的车辆完全合法。2012年3月左右,任伟亮调到民企平顶山银行工作,郑州银行收回了配给的商务别克车。任伟亮向王化永公司借车用,王化永同意将登记在永大幕墙公司名下的奥迪车出借给任伟亮使用。借车完全是合法的事由,并且为急需之用。

第三,任伟亮用车事出有因。自己的车辆桑塔纳2004年转入公司入股,用车实为置换性质。只要股东互相同意没有意见,公权力无权干预。这种置换不被法律禁止。车是在实际正常使用,任伟亮与王化永双方经济来往频繁,私交很深,借车借钱经常发生,不是偶然“借用”,而且任伟亮确实在实际使用该车,王化永也用。

第四,该车在借用期间,费用均是由任伟亮自己负担,由于借车时任伟亮一直没有稳定和确定正式的职务和配车待遇。所以,用车时间稍长,但却有正当理由。

第五,任伟亮曾提起将车归还公司,但王化永出自信任的基础,加至归还的条件尚不成熟。任本人还是有归还的意思表示的。

第六,任伟亮信誉好,此前借用单位凯美瑞汽车开了一段时间,也归还了公司。这个没有过户的车,权属和控制权都在公司。

第七,任伟亮已经到外地的民营企业工作,没有权力可能,送车的动机和理由不具备。权钱交易的基础没了,借车只是民间的民事关系。

故根据《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的规定:“认定以房屋、汽车等物品为对象的受贿,应注意与借用的区分。具体认定时,除双方交代或者书面协议之外,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进行判断:(1)有无借用的合理事由;(2)是否实际使用;(3)借用时间的长短;(4)有无归还的条件;(5)有无归还的意思表示及行为。”任伟亮主观上没有占有借用王化永公司车辆的故意,车辆所有人和借车人之间失去了权利帮助的基础,不存在权钱交易,不宜认定借车为受贿。

 

四、任伟亮行为不具备受贿罪的权力属性和权力关联性

 

受贿罪的是权钱交易的犯罪。权力关联性原来有比较明确的限定。中纪委规定后,两高作出了司法解释,对影响力受贿,权力事先事后受贿,作了更广泛的规定。但是,即使如此,权力同受贿利益之间的直接连接点,仍然是没有改变的。即某人的获得好处,必须是利用了自己的职务权力,而不是其他,比如付出劳动、中介关系、朋友人情、投资获益等。都不能扩大解释为权力寻租。否则会导致打击扩大化和冤假错案。

(一)无论是介绍担保、组织委贷、投资入股回报,都同任伟亮的银行行为权力没有关系。

介绍担保,是信息优势,不是权力优势。续贷中拉进了实力担保人,减少了银行风险。是对银行有利的,为银行的利益在行动,而不是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是利用了银行权力。

组织委贷,是将资金引进银行,在无风险的状态下,银行可以赚取产生利差利益,是为了银行的利益,不是帮助存款人。根本不是权力帮助他人。

自己投资,用银行权力之外的精力、关系,帮助自己参股的企业获利,这是合法的行为,没有利用银行的优势和行长的任何权力。

因此,本案的权力帮助、权钱交易是不能成立的、牵强附会的。

(二)任伟亮的身份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依法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1)国家工作人员论处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辩护人对照认为现行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法律依据有:1.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2.最高法2001年《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3.最高法2003年《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4.最高法最高检2010年《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一审法院参照河南省检察院转发的鹤壁市中级法院和鹤壁市检察院的文件不是司法解释,属于扩大解释,无权解释,不能作为认定任伟亮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律依据。

(2)任伟亮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任伟亮是由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郑州银行)聘任为其下属的百花路支行的行长。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的规定,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该司法解释与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精神高度一致。

(3)任伟亮不是国有公司委派,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郑州银行经股份制改造后已不属于国有公司,已属于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郑州银行对的委派(聘任)相应地已不属于国有公司委派,卷宗虽然显示郑州银行属于郑州市国资委管理,但任伟亮显然不是郑州市国资委委派。而是国有控股公司郑州银行委派。即使根据《关于办理国家出资企业中职务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也要求必须经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提名、推荐、任命、批准,而任伟亮显然没有经国家机关郑州市国资委提名或任命,也不是受国有公司委派,因此,辩护人认为任伟亮不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不符合受贿罪的犯罪主体要件。

综上所述:任伟亮只是郑州银行聘任支行行长,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依法也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不符合受贿罪的主体。在和王化永公司业务中没有利用职务为其便利牟取利益,没有利用行长的职权搞钱权交易。对于王化永为其妻子垫付宝马车上牌费用并不知情,借用王化永公司名下的奥迪车确有借用正当事由,而此时任伟亮到外地民企工作,更不可能为王化永提供权力帮助,不能认定为受贿。

 

五、关于本案办案中的程序违法性和口供的虚假性

 

本案侦查中,发回重审即已经认定程序违法。在重审中,这一违法性仍然要提请法庭高度重视。因为这些违法直接影响了言辞证据的真实性,导致了一审的错误认定。我们为了节约庭审时间,二审没有正式提起非法证据排除,只作为质证和辩护意见,供法庭关注。

一、异地管辖,小案特办

依照任伟亮的职位,一个商业银行的支行聘任行长,无论是涉案金额还是地域行业影响,这个案件在当今大案不断的今天,被河南省检察院指定新乡市封丘县检察院侦办。一个起初只是涉及郑州电大9万元的担保费的线索的案件,被利用办案权,对任伟亮及其家人展开地毯式的倒查。大胆假设,把案件的金额人为扩大,搞出动静、搞出影响,提高政绩,任伟亮直指是办案追求经济上的利益。据称惊动了省一级的检察委会会议定调,然后,在由下级拿着这个“尚方宝剑”来影响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导致发回重审继续错判。

我们注意到,针对在案的这些事实和证据,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3年7月接受省检察院商请指定管辖时,指定管辖的目的为的是便于诉讼,保障案件依法公正审理;在封丘县法院第一次判处任伟亮有期徒刑十一年的上诉审中,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案件以事实不清、诉讼程序违法,撤销一次,发回重新审理。辩护人期望这次重审的二审,能够排除检察院强势的影响,守住最后防线,公正判决。

二、被告供述,非法取证

本案中检察机关对任伟亮的讯问正式笔录,有二十八次之多,在这些笔录中,确实存在对一些事实说法前后不一的现象,当然也有情绪化的不合作辩解。

任伟亮称:“检察院六个人车轮战二十四小时监视,肉体上折磨羞辱冬天剃光头,控制购买看守所内的食品,威胁查遍任伟亮所有的财产和有业务往来,凡是有经济交往的亲朋被查个遍,案卷就有多处正常的借贷和交往被骚扰被无端调查的多起事实,事实上远不止这些;精神上恐吓要抓其妻子、妹妹、妹夫,以及年迈的父母涉嫌包庇,家人有家不该归,有班不敢上,入学的小孩无人照料寄居在亲戚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供述为了怕牵连亲友,有些违心供述,是为了免受皮肉之苦,还有一些不实供述为了避免对单位和自己前途的影响。

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使用这些手法令任伟亮感受到肉体尤其是精神上的痛苦,在这种状态下提起口供和其他言辞证据都属于非法收集的证据,对该类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当作定案证据使用。但一审判决全部作为定案依据,导致错判。辩护人注意到,这些问题贵院在上次发回重审时就曾要求封丘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予以审查,二审法院已经是有针对性的展开对被告人供述的非法证据排除的审查,今天为了不耽误法庭的宝贵时间,辩护人没有正式申请启动非法证据排除,但是,辩护人还是要请求合议庭在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的审查时,结合《刑事诉讼法》五十六条的规定,对证据的收集的合法性予以充分的关注,不予采信。

三、串供现象,恢复真相

案卷中还有部分材料是调查任伟亮和王化永之间通过家属和看守所的内部人员传条子,带口信的现象,被检察机关“发现”。辩护人不能理解这本能完全可以从技术防范的事情,居然在检察机关自己监管的看守所上演。辩护人只想提请法庭注意的时,是王化永先递条子说案情,而任伟亮回条是要求王实事求是说清问题,股权事实存在不用担心。根据检察机关发现的这些串供的材料,并没有能够证明当事人之间是在订立攻守同盟,对抗司法;相反这些内容恰恰能够证明任伟亮要求王化永事实求是把自己原来顾忌影响行长身份隐名的投资事实向司法机关将清楚,接受调查,只有这样大家才会平安无事。辩护人认为这不是在串供,是在恢复事实真相。

 

尊敬的审判长,合议庭法官:

任伟亮案情节不复杂,两起涉案事实很好查清,法律性质很好判定,但是从2013年1月25日被刑拘,经历发回重审后,已经长期关押2年7个月。充分体现了我们国家《刑事诉讼法》对可能冤枉的嫌疑人人先关后判长期羁押的严重后果。律师曾经多次为其申请取保,但是一直没有采纳。导致长期羁押形成事实。

本案两宗受贿情节的指控,都不能成立,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被告人任伟亮是无罪的。一审法院的判决坚持了发回重审前的错误,受到了检察权强势的影响。现在只需要法院坚持独立审判原则,公正地依法判决。辩护人真诚的希望终审法院坚守住最后一道防线,努力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依法及时判决任伟亮无罪。

谢谢法庭!

任伟亮的辩护人京衡律师事务所

                    欧美色图律师

                         2015年8月7日

 

 

任伟亮涉嫌受贿案件

诉讼大事记

 

1、2012年郑州市电大副校长联名政协委员实名举报郑州电大校长贪污,河南省检察院将该涉嫌贪污案指定新乡市检察院侦办,市检将案件交封丘县检察院办理;

2、2012年11月封丘县检察院在省检让任伟亮配合询问有关涉及电大的事项;

3、2013年元月,郑州电大财务处长康建林因涉嫌贪污被封丘检察院刑事拘留;

4、2013年元月18日封丘县检察院带任伟亮到县检察院24小时,询问资产状况和妻子开车的情况;

5、如此同时,封丘检察院同时将与任伟亮有合作关系世纪门窗厂王化永传讯到封丘,王化永指认有分红210万给任伟亮,王的妻子张霞记有账本。

 6、2013年1月25日,封丘县检察院对任伟亮刑事拘留;2月6日被封丘县公安局执行逮捕;

    7、2013年7月8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案件到封丘县人民法院管辖;

    8、2014年1月2日提起公诉,检察院补充侦查,3月21日封丘县检察院(2014)001号变更起诉决定书指控受贿郑州电大9万+王化永替任伟亮之妻代办宝马车上牌手续,缴纳保险和附加税31150元+王化永购买奥迪A6办完手续420353.85元减掉—2007年任伟亮交给公司王化永桑塔纳轿车一辆(作价75000),指控任伟亮的的金额为466503.85(9+31150+(420353.85-75000)

    9、2014年4月16日,封丘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

   10、2014年6月9日封丘县法院以(2014)封刑初字第060号判决,一审判决任伟亮受贿罪名成立,有期徒刑11年,追缴466503.85元。

    11、任伟亮提起上诉至新乡中级法院,2014年9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2014年11月14日中院以事实不清,程序违法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封丘县法院重新审判;

    12、2015年3月18日封丘法院重审开庭审理本案;

    13、2015年5月4日封丘县法院以(2014年)封刑初字第322号判决任伟亮有期徒刑11年,追缴466503.85元;

    14、2015年5月11日任伟亮提起上诉;

    15、2015年5月28日京衡欧美色图律师接受委托担任二审辩护律师,另一辩护人系张宝律师;

     16、新乡中级人民法院通知本案2015年8月7日二审开庭审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