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色图参加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论坛 - 欧美色图

欧美色图参加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论坛

2015-09-05 18:16:03阅读:3769次

 

 

 

 

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

研讨会成功召开

天则经济研究所 2015-06-03


2015年5月30至31日,“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在徐水成功举行。本次会议由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共同主办。


2014年天则所与多家学术研究机构合作,举办了“中国经济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推动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在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2014年年底,中共18届4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法治国,遵守宪法,尊重人权,保护产权,建立健全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完善确保独立行使司法权制度等改革目标,并认为依法治国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大有不进则退之势,而法律和治道变革已成为重中之重。鉴此,天则所牵头组织了此次会议。

 

临近仲夏,暑气开始逼人。江平、郭道晖、茅于轼、许章润、韦森、欧美色图、王建勋、许纪霖、吴思、张曙光、盛洪等约30位著名学者,以及学届、律师界共60余人不避炎热,积极与会。主办方代表茅于轼、范柏乃、孙大午分别致辞。张曙光做了会议总结。

 

两天的会议紧张而热烈,共17个单元,每天讨论约9个小时。17个人做了大会主题发言,评论总共超过80人次。与会人员以中国当前政治和社会转型为背景,从各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政治学领域。各抒已见,争论热烈,有批评,也有反批评。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确实有所提高,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些问题尚存在分歧,但是对分歧所在和进一步前进的方向,也比较清楚了。归纳起来,集中讨论了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关于宪政和法治的问题。

 


江平老师讨论了社会自治和中国转型问题,提出了社会自治的四个重要方面:行政脱钩、章程自主、民主选举、专家治理,认为社会自治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促进社会转型的突破口。

 


郭道晖老师讨论了法治中国在世界法治中的角色,说明法治国家和法治中国的不同,指出了法治中国是要走世界文明的大道。

 


许章润教授以公民模式为中心,讨论了现代国家建构的六大矛盾和关系,提出了如何通过妥协和折中解决好这些问题,从而促进现代国家的最终建成。

 


王建勋教授讨论了中国的宪政之路,指出了中央集权和联邦主义的区别,认为只有在联邦主义下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自治和公民自由。

 


欧美色图律师讨论了宪政共识和阶段目标,特别提出了在遵守现行宪法的条件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是实现宪政共识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目标。

 

第二个问题是从历史经验中探寻宪政和法治的问题。

 


许纪霖教授以民国初年立宪建国历史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说明当时各个势力围绕国家权力和国家权威这两个身份和象征的争夺,使得中国当时的选择是,从先搞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又走美国式宪政民主之路,最后走到了强人政治。

 


吴思教授提出三个观点,一个是把Right译成“权利”不如译成“权分”更符合中国传统。第二是中国社会性质到底是什么社会,是威权社会还是后威权社会?他认为现在处在前威权社会。第三是中国自秦以来到底怎么去概括,吴思概括成官家主义。

 


董彦斌博士讨论了1911年和1912年民国立宪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对新儒家以及政治儒学的讨论。

 


唐文明教授评论了当前政治儒学讨论的背景和问题,提出了儒学的价值不在于政治领域而在于社会教化领域。

 


曾亦以龚自珍的《春秋决事比答问》为例,讨论了法律儒家化的问题,其关键就是对现实问题做出解释,认为比较而言,儒家也许更周全,对社会了解更深刻,所以成为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

 

第四个方面是案例分析。

 


孙大午先生介绍了大午集团实行私企立宪制12年的历史和做法,其中确有很多宪政思想精粹,也说明了自治道路是可以走得通的,且在一定意义上走出了一条新的企业经营道路。

 

第五个方面是其他问题。

 


盛洪讨论了民主和乌合之众,说明了民众革命走向独裁或宪政秩序的原因。

 


李炜光讨论了财政社会学的源流与我国财政学的发展,从中可以看出,财政学实际上就是财政社会学,财政社会学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转型的问题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会议主办方特别对与会的87岁的郭道晖老师、85岁的江平老师,86岁的茅于轼老师、76岁的张曙光老师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者表示感谢,祝福老师们颐养天年,其躬行践履的法治精神必将薪火相传。

 

 

 

欧美色图主任应邀参加

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会





        2015年5月30-31日,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在河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法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等50余人参加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近年来法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理论等领域出现的理论创新以及其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发表独立看法、相互讨论、积极建言献策。



本所主任欧美色图应邀参加本次研讨会,作了题为《宪政的共识与阶段目标》的演讲。陈主任从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当前中国法治影响这一背景入手,提出十八届四中全会从七个方面对依法治国作了布置,即完善立法、依宪治国、行政法治、司法公正、社会观念、法治队伍和党的领导。之后,陈主任从决议公布后的各种思想剖析论证实施宪政的必然性,指出虽然现阶段对宪政的提法仍有争议,对宪法宪政的发展有担忧与否定,但宪法是合意的产物、是历史观念的积淀、是现实国情的体现。最后,陈主任从依法治国的阶段目标和长远目标出发,对实施宪政给予极大的期望。在具体举措上,陈主任认为确立目标可以容忍暂时不完备的框架设计,先确立目标、再完善内容,限制个人权力、服从共同制度,通过司法实践展示权、法矛盾,最终推进治理结构完善。

本次演讲得到了江平、郭道晖先生、李炜光、韦森教授的精彩点评和与会人员的一致好评,为我国法政思想和宪政理念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欧美色图:一个可开掘研究的议题

  • 欧美色图

  1. 2015-08-22    

 

接着李庄的话说几句。建勋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也可能只能在我们这样小范围的探讨会上能够谈这个敏感的话题。谈的东西确实很有必要,但是我想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同时也给建勋教授提个问题。

 

我很同意他刚才讲的联邦制对一个国家,刺激地方的精神,促进经济的活力,保护个性的自由,甚至民主政治,绝对是有好处的,他这个分析应该是完全对的。

 

但是,也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历史上、或者地缘政治上的因素需要考虑。一个就是中国历史层面的,刚才李庄讲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问题。联邦制会不会导致军阀割据,地方尾大不掉,中央完全涣散,南北分治,甚至东西分裂,这个地缘政治因素是需要考虑的。

 

接下来就是我提的问题,第一,你对国家军队问题怎么看?国防统一的问题。还有国家司法统一问题,现在我们是一个宪法统率之下的单一制国家,完全是司法统一的国家。如果联邦制的话,下面的整个司法如何协调?地方有没有立法权?有没有像香港一样,台湾一样,给他一个终审权力?香港现在很多问题已经出现了,就是一个司法终审权问题,现在占中,中央想控制他,但是他司法权有一个终裁权力。新闻舆论自由,通过司法权,就被他保护住了,你没有办法取缔他的刊物和出版物。这就是司法权在捍卫着其他的权利。他占中自由,警察权也被控制了,要是按照大陆的话,马上清场了,现在他们的警察权也完全受制于他的司法。立法会也强有力地制约着行政。所以,一个国家的司法终审权是非常关键的。你搞联邦制的话,我们还搞不搞各州的终审权?一个是军队的问题,一个是司法的问题,是必须考虑的。

 

还有就是民族问题。搞联邦制的话,可能会产生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说进一点,将来东西部,如果可以搞成强大的自治,像沿海富裕地区,他很希望自己有相当大的地方自治权,我就自己干,别的地方穷,中央财政不能怎么样。有一年我在省委工作时,国务院没有钱向浙江借两个亿,到下半年说这个钱作为上交中央财政了,不还了,省长也没有办法,爸爸向儿子要钱有什么话说呢?拿走就拿走了。当然两个亿是小钱,如果是200亿,联邦制的话怎么拿?东西部差距怎么均衡?二元制的差别怎么体现?所以国体政体的研究无疑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现在公开场合不让讨论,我觉得可以再好好开掘研究。

 

[ 欧美色图 著名律师,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和引用请注明 ]

 

 

2015-8-17

中评网首发


 

欧美色图:私企立宪还需戒“所有制歧视”

  • 欧美色图

  1. 2015-08-27    

 

谢谢李教授。

 

第二次来大午集团,两次都听到了大午兄对自己的“私企立宪”的介绍,每次感受都不一样。确实,他解决了唐明皇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封建皇帝要杀儿子、杀孙子,包括武则天,治国都解决不了继承权问题和权力交替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发生重大危机。大午兄有“治国之才”,包括他写的文章,他是有家国情怀的。他管不了天下,但是他可以把家管好。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对私企管理的有效方法,得有意思。中国的家族企业管理和传承,我很多地方演讲过,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浙江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十多年前排名,民营百强里面,57家在浙江,家族企业都面临着二代、三代的一些传承的问题。所以这是中国改革开放35年以后,开始产生了一批中产阶层,实力民企,面临的一个大的问题。大午集团的管理模式,他二三十年下来,探索出了自己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我的一点感受,就是大午集团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探索。

 

第二,他的介绍,回答了我们宪政讨论当中涉及的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人素质是不是很低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理论,说中国不能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搞民主选举,理由就是中国老百姓素质太低。我们探索基层民主制度,农村改革,农村的基层选举,出现了大量的贿赂选举和暴力选举。确实全国很多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一些问题。选一个村长花掉上百万,甚至杀人,家族与家族之间开始发生恶战,为了抢这个村长当。当上以后没半年,往往出事抓进去了,他要把他竞选花掉的钱贪污回来。所以没有新闻推介,没有舆论竞选,没有公开选举的一些基本基础条件,就会产生大量变种。这就给那些反对民主宪政的人,拿到了实例口实。大午集团的探索,证明了中国人不笨,台湾人能选,香港人能选,我们大陆照样能搞好。他在小小的一个试验田里面,这个细胞,一滴水里能够照出太阳,他做出了一个成功的探索。甚至儿子与儿子也竞选,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的管理者完全分离,进企业两年的员工,就可以竞选部门总经理,他解决了一个中国国民素质低,不能搞直接选举、民主宪政的谎言。

 

第三个感受,是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的问题,和民企的经济地位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混合所有制,也就是所有制的明晰化问题。上一个单元我们讨论了英国的自由大宪章,实际上我在很多地方演讲,还讲到了民法里的法国《拿破仑法典》。就是市场经济的法治原则,就是主体独立,权利平等,法律至上,诚实信用。这些在《拿破仑法典》200多年前基本解决的问题,我们到今天还没有解决。我们的宪法原则,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英国、美国的法治原则,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是毛主席说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非此即彼,旗帜鲜明。所以到2004年才给了私营企业平等地位,我们才在宪法中提出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才正式提出混合所有制的问题。三中全会“市场经济决定性作用”的地位确立以后,你要搞市场经济,必须明确各个参与者的主体地位。

 

企业经济性质不明,现实案例很多。我们浙江有一个横店集团,他的老板叫徐文荣,原是搞乡镇企业的,现在搞了一个有名的电影拍摄基地,大量的抗战剧,清宫戏就是在横店拍的。20多年前,我就去考察过,当时他就提出一个疑问,说这个集团是谁?不知道,说公家的,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说是乡里的,他没有投入过,说是我的?我没有一分股权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你说是全镇老百姓的?我也不能白送给他们。所以产权不明晰,是一笔糊涂账。这个所有制搞不清楚。现在提出混合所有制,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他做出几十亿、几百亿,可以明确股权主体,最后都体现为社会财富。

 

我最近在四川成都辩护一个案子,涉及建工集团企业内部承包制。这个案子最早是因为中纪委查办李春城的事牵扯出来的。说企业行贿,查行贿资金来源,把一个没有直接行贿的項目承包人抓了。怀疑他帮助套取现金行贿,最后否定了。但是把他的項目内部承包十多年,拿到2.1亿多承包奖励,纪委就要定他贪污罪。这个数字很吓人,是个大案, 2.1个亿贪污不是可以判死刑无期了。最后在检察起诉审查阶段,我们辩护律师反复研究,提出了一个《律师意见书》,提出了纪委的定性思路是错误的。内部全奖全赔的承包责任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过反复的争论,二十多年前,法律性质就已经解决了,是承包人的合法收入。我们提供了大量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最后检察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贪污这个就不起诉了。但搞了一个405万的受贿罪起诉,现在在辩护,受贿罪也是无罪的。根本不能成立。他是个人承包,主体不成立。所谓受贿的钱,就是他自己的承包红利转移分配所得。性质根本定不了受贿。

 

第二个是大连几个房地产企业主,因为当时审查薄熙来的问题牵涉,也弄出来1.5亿贪污案。我们无罪辩护三年了,到现在都判不下来。明明是建筑公司改制的时候,大连的审计局、财政局、国资委、检察院、计委、监察局成立了领导小组会商,经过评估,认定这个企业净资产为6000万,改制给私营股东。当时国企负责人认为政府甩包袱叫他承担职工负担,不要。政府做工作叫他接手。他没有钱,就找了个民营企业家出钱购买股权,自己借了他300万,占有一点小股份。企业后来搞活了,带出的存量土地也增值了。十多年以后,大连审查薄熙来的事,涉及到这个公司,纪委说这个土地改制以后增值1.5亿,你们共同贪污了1.5亿。把这个企业几个高管和财务人员全抓了。改制重新评价,重新来过。300万借款当作权力强制中的受贿。经过我们的辩护,举出了借款的入账证据,每年的支付利息的证据,检察院否定了这个行贿受贿,没有起诉,但是1.5亿的贪污起诉了。私企老板退出1亿多没事放了,改制之前这个国企老板一直关了三年,法院定不了。因为这个改制完全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是政府一定要甩包袱,个人没有任何违规和隐瞒、操纵、谋私。土地和工程强制时全部明确写明在报告和方案里的。纪委监察都是作为改制领导小组成员参加讨论决定的。但事后算账的人根本无视这一历史和现实,用十多年后的地价来认定当年改制国有资产流失了。现在这样的办案糊涂虫不少,出了很多荒唐的案件。

 

所以现在不要以为孙大午这个案例,好象跟我们今天讨论的宪政的主题,很游离。所有制歧视、思想观念落后,完全可以成为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我这个点评完全可以解剖这个麻雀,解剖这个细胞。企业的生态和命运,和我们政治和法律完全相关。中国不解决中产阶级富豪的生态问题,不解决家族企业传承问题,不解决我们企业所有制问题,以及私有财产权保护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永远留不住富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我们国家才能真正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现在谁有钱谁跑到美国加拿大。一个是贪官跑掉,一个是民营企业家跑掉。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只要是百亿、十亿的企业家,都有好几本护照,多个国家的居留权。好多人我见他,要到香港、澳大利亚去,他们不敢回国。特别是山西一些煤老板,根本没有安全感。当然其中有些人是真正有问题,但是有些就完全是法律、政策多变之下的恐慌,乱执法乱抓人导致的恐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犯罪。没有安全感。不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不会有恒心的。不会投人十年、二十年才能回收效益的产业,象医药、临床实验、配方,科技研发,专利的创造、周期长效益慢的大家都不搞,大家都去搞上市、炒股票、搞PE、搞基金,炒房地产,炒煤矿,都是短平快的资本生意,掠夺性牟利。破坏生态,破坏基础,没有人长线投入。所以不解决所有制问题,和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问题,不稳定我们的法律政策,平等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我们国家的经济是搞不好的。

 

[ 欧美色图 著名律师,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本文为作者2015年5月30-31日在「中国法学政治学跨学科理论创新研讨会」的评议演讲实录(天则经济研究所、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大午企业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未经本人修订,标题为编者所加,转载或引用请注明 ]

 

 

2015-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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